建国60周年 中山民营经济开始于五金业

    1948年11月1日，中山县商会举行鸡尾酒会庆祝第三届商人节。忆当年成立商人节时"稳定物价，扶持民族工业，调剂进出贸易，成为国际商业竞争的重要力量"的宏图大志，再看当下内战引发的经济萧条、民不聊生景象，不少商人借酒消愁，抒发胸中郁闷。这副对联，可谓道尽中山民族工商业者面对满目疮痍的旧中国，无法施展商业拳脚时无奈的苦闷心情。

    历史跨越60年，工商业群体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不断演变，他们也经历着命运的沉浮。1956年公私合营之后的20多年，中山个体工商户群体在计划经济的指挥棒下命运多变；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30年，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逐渐确立，从个体户小范围的谨慎创业到全国涌动的全民自主创业浪潮，中山的工商业群体开始在国内外经济舞台上跃动出闪耀的光芒。

         图为1947年11月1日，中山石岐汇通金银号职员于第二届商人节的摄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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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体从业者加入合作社

    1956年2月，做了近10年打铁匠的谭礼做起了"五金四社"的监事。五金四社是响应公私合营政策成立的手工业联社下面的合作社之一，96名社员之前都是从事与五金相关的手工业者，他们中有打白铁的、打金饰的、打铜器的、修理单车的。不久，96人拿出一个月的工资作为启动资金，开了一个纯手工操作的集体工厂。

    说是工厂，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厂房把大家真正聚集到一块，谭礼说，原百货公司太平路口18个铺头既是厂房也是店铺，真正公私合作的意义在于，这些手工业者将按月领取工资，年底还有分红。

    从此，太平路口传出的敲打声，就属于"公家的"。

    但不可否认，从"私"到"公"，将广大的手工业者集中起来，发挥了"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效益，为解放初期的中山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工厂建立之初，还租了马达用于五金制品表面的抛光。"谭礼说。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外地人到中山从商的不少，在五金联社隔壁，有一位来自南海的小商人，他的店铺就有马达。于是，谭礼去和他商量，从他的马达中拖一条皮带，放两个抛光轮，电费两边分担，这样马达一启动，两边生产都不误。半个马达，帮助工厂完成了最初的一些工序，半年后，随着合作社的发展壮大，谭礼专门去广州购置了两批马达。

    据中山史料记载，1956年1月24日批准全市私营工商业合营，在春节前（2月12日前）搞好清产核算和人事安排、定息等工作。小商小贩和手工业者春节前全部批准走合作化道路。据记载，当时中山县、石岐市参加合营的私营企业有1131户，资方人员3199人（不包括外股东），参加手工业合作社的有19336户、35842人（含从属人员）。

    手工业者集合到一起搞生产，大家的劲头很足。后来，五金四社合作社发展成为一家拥有四五百人的五金机械厂，由五金制品厂、华强五金厂、衡器厂、船钉厂等5家厂合并而成，谭礼成了厂长，"那时的盛况可以用’三条马路一条街’来形容，几十间店铺分布在太平路、孙文西路、凤鸣路和河口街，由于工厂太分散，上面开会要传达政策，得一间间车间跑。"不过，一年后，这家厂因为合并的厂太多，难以管理，分成了6家厂，此后还经历了多次的分分合合，并成为中山电梯厂的前身。

    尽管这家集体企业根据不同时期的政策经历了多次的分分合合，但人心很齐。"那时候经常搞运动，但我们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去参与，因为我们是集体制的厂，如果工厂停产，我们就没有吃的了。不少国有企业搞’文化大革命’，生产停了，也要到我们厂来拿货。那时只要讲究方法就比较容易管理，工人很单纯，干起活来都很自觉。"78岁的老厂长谭礼很是感慨。

    公私合营实现平稳过渡

    1956年，私营工业的第一批试点选择了酿酒、印刷、烟丝、玻璃４个行业。4个行业合计有16户，占全部私营工业改造户的24%，从业人员371人。而私营商业的试点为6个行业：百货、镜画、鞋业、棉织、布匹、茶楼共58户，占商户总数的7.4%。

    "那时候没觉得资本家有什么特别的。"谭礼老人说。在他的周围，资本家的规模都很小，无非就是请了几个人为他打工，平时对待员工也没有什么恶劣态度，有时候老板还和员工一起干活。"开始资本家不能做社员，只能做预备社员，后来政府出台政策，根据资金规模定级，有的就不是资本家了。我们那时的合作社，也可以安排资本家做领导，工人做组长，资本家做副组长，大家都互相配合，成为了好朋友，资本家的工资不是政府定的，是大家评的。"谭礼表示，刚开始的公私合营时比较"纯"的，大家都把心思放在了生产上。

    根据1956年的史料记载，当时的许多资本家要将私人拥有的生产资料拿出来归全社会所有，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对于这种变化有些人刚开始的确处于观望态度，但面对热火朝天的社会建设大潮，这些资本家仍然很快地接受了政策，并积极地投身于公私合营。

    当时，石岐市采取了北京市的做法，对资本家清产核资采取"四自"的原则，即先由资本家自报，再由资本家工作队评议，由清产核资小组审核通过。资本家普遍的心态是"宁低勿高"，害怕估高了被说成他们不进步。不过，许多资本家还是觉得这次改造比较公平。当时的华强五金厂资方谭亦说，在估价时各行业资方也能按公平合理、实事求实的精神来估价；酿酒厂的资本家黄荣说，这次清产核资确实做到了公平合理，实事求是，两不相亏，我自核的股价是8500元左右，结果大家核实一致。

    另外一项比较重要的工作是"私股定息"，根据"和平赎买"的政策，从1956年起付给私股十年的5%的股息。那时的资本家看到"形势变了"，对股息的预期很低，一般为"坐三望四"，觉得4%的股息已经很不错了，谁知道后来既定为5%，许多资本家"真是喜出望外"。当时石岐市的合营企业分布情况为：工厂13户，商业19户，交通运输业1户，剧院1户，私股共有1059214元。

    20世纪80年代涌动下海潮

    但随之而来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很快让"喜出望外"的工商业者心中再度苍凉。直到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久，中共中央宣布，经过30年改造的中国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已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非公经济从业者的命运，从此迈进了新的历史轨道。

    改革开放的号角率先在作为"化外之地"的广东吹响，广东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当时全中国的产品都依托广东这个二传手，传给香港，再由香港传给欧美和全世界，广东由此成为了全国商品的集散地。

    "不安分"的中山人，从这种变化中看到了机会。从当初的谨慎尝试到义无反顾，许多人毅然丢下人们羡慕的"铁饭碗"，跳入了变幻莫测的滚滚商海。

    1986年，敖岐生办理了"停薪留职"，下海了。这位曾经是新平乡"学习毛著积极分子"的知识青年，当时已经是中山电梯工业公司下属一家贸易公司的总经理，他宁愿每个月交给单位200元也要"下海"，那时候，他每个月的工资不过70元。他的想法很简单：保住"铁饭碗"，三年后再回来。

    敖岐生来到了广州，在亲戚的引导下做起了服装贸易。"生意非常好，破的烂的都能卖出去。"那时候服装供不应求，在工厂做机械木样（相当于今天做模具）的敖岐生尝到了下海的甜头。一到春节，敖岐生就租个仓库，然后到各个工厂收购存货，留到过年后卖，服装卖到了全国各地，利润很大，下海让他有了不一样的感觉。1995年，他正式放弃"铁饭碗"，辞职下海，去一家外资玩具厂做了厂长，之后他开茶楼、做古董生意，在个体户的路上走得越来越远。而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儿子毕业后也放弃了留校任教的机会，自我设计人生开始了创业之路。

    上世纪80年代，身处改革开放前沿的中山率先感受到了蛰伏了太久的市场中充满的机会，越来越多的人做起了个体户，尝到了"单干"的甜头，沉默了20多年的个体工商业谋势而动。古镇海州村的老袁本来是一名高中教师，经不住学生的"游说"，辞职去给学生打工，做起了物资贸易，人称"倒爷"。金钱的来势甚至让他"心惊惊"，一个月的收入远远高过做教师的工资。后来，学生看中了灯饰业，马上开起了灯饰厂，并"指导"老袁开了一家小型灯厂。从此，老袁从老师变成了老板。

    2000年，老袁给在广州打工的儿子小飞去了一个电话："儿子，回来吧，趁着年轻自己干。"他给了儿子10万元作为创业启动资金，小飞开起了广告公司。尽管历经挫折，但老袁总是鼓励儿子："要坚持，自主创业更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如今，小飞还在创业的路上继续摸索，他周围的一大群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也都选择自主创业，成为个体户、老板。

    "这是一个鼓励青年人创业的年代，我生逢其时。"小飞对自己的将来充满信心。

    据史料记载，截止到1992年上半年，中山市个体户发展到36800户，比上年底增加1000多户。如今，中山市个体工商户已突破14万户，数字变化的背后，见证了非公经济逐渐得到平等竞争的市场机会，更见证了民间资本被激发后的活力。